自4月27日对外首次发布“深圳·中国P2P网贷指数”(下称“深圳指数”)以来,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高圣涵每天都会接到很多问询电话。
“有投资人想了解这个指数是否真实,有学者想知道这个数据样本是如何采集的,还有P2P公司的老总关心自己的公司是否包括在采样的数据里。”他告诉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,对于外界如此热烈的反响,他颇感意外。“P2P公司是一个新兴事物,这个指数的发布只是推进对它透明化的一个小小尝试,刚刚迈出了第一步。”高圣涵表示。
据他介绍,在剔除“睡眠”平台、特别不活跃平台、上线交易时间不到一个月的新平台、经专家认定不能进入指数的平台后,该指数的采集样本锁定了全国146家P2P平台。
“每天(包括双休日和节假日)将在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的官网上发布前一天的深圳指数,包括中国P2P网贷利率指数、中国P2P网贷期限指数、中国P2P网贷人气指数等指标。除了数据之外,还有各种动态比较。”高圣涵告诉本报记者。
在各种民间指数意外受热捧的背后,是外界对于民间借贷“阳光化”的迫切渴望。然而,在监管缺位的大环境下,这类民间指数究竟能起到多大的引导效用?如今仍要打个问号。
在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白澄宇看来,这类民间指数的意义并不在于数据本身。这是一种试探性的自律,是一种先行的探索,为下一步P2P行业的规范发展所做的一些尝试。
民间指数频发
事实上,除了深圳指数之外,早在去年已有了“温州指数”和“广州价格”等先例。而另据媒体报道,佛山民间金融街、武汉民间金融街、成都民间金融街等也在建设中,届时也会推出相应的民间指数。
2012年12月7日,“温州指数”,即温州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正式发布。初期,该指数是每周向社会公布温州民间借贷利率、温州月度指数和民间金融资金交易季度指数。这份指数旨在及时反映民间金融交易活跃度和交易价格。
当时的“温州指数”被视为民间金融向“规范化”、“阳光化”迈进的重要一步。它在引导民间资金的合理定价、改善和优化民间金融市场资金的资源配置方面被寄予厚望。
在运行数月后,2013年1月5日,“温州指数”开始尝试由每周改为每日(不包括双休日和节假日)发布,并增加发布分期限利率指数,包括1个月、3个月、6个月、1年、1年以上五大类。
此外,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此前在公开场合表示,今年将通过拓宽数据采集的渠道,即将数据采集的范围从温州扩大为全国范围,以此将温州指数升级为“温州·中国民间利率价格”。
除了“温州指数”外,广州民间金融街也有自己的“广州价格”。该“价格”显示的是广州金融街辖内的小贷、担保公司前一天的平均费率。
自去年6月“开街”以来,入驻广州民间金融街的小贷、担保等民间金融机构日益增多,街道也在不断扩容。据了解,预计到今年6月,金融街的二期也将完工,届时街内金融机构可望从现在的49家增加到80家。
效用几何
尽管承载了推动民间金融“阳光化”的希望,但不可回避的现实情况是,在监管缺位的大背景下,这类民间数据的真实性仍难以令人信服。而与此同时,由于缺乏约束力,民间指数的效用依然十分有限。
以“广州价格”为例,因为该“价格”只采集广州民间金融街辖内机构的数据,从采集范本和影响范围来看都十分有限。
广州某小贷公司总经理向本报记者表示,因为该“价格”只是公布在街口的LED显示屏上,其他地方也看不到,所以没有“入街”的机构是关注不到的。另外,采集的样本量太小了,不具备代表性。
浙江某担保公司负责人则向本报记者坦言,“从来不看‘温州指数’。”除了认为数据本身缺乏真实性外,他也认为,采集的范围太过狭窄不具备参考价值。
“浙江全省的民间金融体量非常大,相比之下,境内小贷、担保等民间金融机构的数量就十分有限。这些个别的数据很难真实、准确地反映全貌。”他表示。
资料显示,“温州指数”共有约350个监测点,涉及小额贷款公司、民间资本管理公司、民间借贷服务中心、实体企业、部分民间借贷委托监测点以及典当行等其他市场主体。
而去年4月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挂牌成立时,有关人士表示,据官方估计,仅温州的民间资本总量就超过6000亿元,而且每年以14%速度增加,而这一数字在温州民间的估计已经达到8000亿元甚至上万亿元。
相对于小贷、担保机构,在网上做“生意”的P2P平台在数据采集方面似乎要更为容易。但事实上,要从目前全国成百上千家P2P公司中筛选出合格的样本也并非易事。
据高圣涵介绍,目前全国活跃的P2P网贷平台约20家,比较活跃的约50家。在剔除“睡眠”平台、特别不活跃平台、上线交易时间不到一个月的新平台、经专家认定不能进入指数的平台之后选择146家平台,作为深圳指数样本。
“在选择的样本中,总注册资本约20亿元,涉及到19个省、市,平台数量前三名分别是广东省(其中深圳22家平台)、浙江省、上海市。”他表示。
在白澄宇看来,目前而言,这类民间指数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数据本身。由于采集和发布数据的机构大都有官方背景,所以可以将这类民间指数看作政府部门的一种先行探索。
“如果这些新兴的行业要有一个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,未来必然需要一个规范的政策。”他认为,这些试探性的自律是为下一步行业的规范发展做出的尝试,在总结出规律性和可操作性后,可以给有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提出意见。
